国际炒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恣意妄为，翻云覆雨，搅得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不得安宁。有人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亦有人把它当作财神菩萨。是焉非焉，福兮祸兮，不仅属兴味当前之事，更使人认识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冲基金横空出世

　　茅盾《子夜》里的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打斗，是实业家与金融家的对垒。作为实业家的吴荪甫，不谙资本经营和金融套路，铁腕加妄为，自然铁与血都输给了作为金融家的赵伯韬。昔日之赵伯韬要是有机会与今日之索罗斯搏斗，肯定玩不过后者。赵伯韬玩的是“传统基金”，手中只是“洋枪洋炮”，索罗斯玩的是现代宏观对冲基金，使用的是“洲际导弹”。假如能够把赵伯韬作为传统基金代表，把索罗斯作为对冲基金代表的话，就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传统投资基金是资本主义已经玩了百多年的几张纸牌，有一套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持有债券、股票和现金，基金经理据其对市场的判断，选择债券、股票和现金投资组合中的比例以从中渔利。传统基金结构品种较为单一，操作相对简单，像赵伯韬那么知识匮乏、市侩气十足的经理都能玩出成就感，说明其普遍性和简单性，也表明其规范性及保守性。

　　资本主义已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现代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对冲基金属于较为典型的知识经济，专业性极强，专才及其责任、报酬成为第一要务。大多数对冲基金专业化程度极高，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流人材。他们熟悉和掌握世界上不同金融市场的体制、机制及衍生工具，具有很强的计算机数学分析能力。对冲基金的许多经理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基金中，并占重要部分。投资者认为他们不会胡投，不会盲目冒险。对冲基金经理的报酬，除了一部分固定管理费(1—2％)外，通常在20％纯利润中进行分成。如此高的报酬，吸引了一批杰出人材。因此，对冲基金比传统基金更具人才优势。索罗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具有系统的哲学、经济和金融思想体系，坐拥百亿美元，与美国首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一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知识经济的代表。

　　对冲的哲学、经济和金融思想体系，造就了对冲基金惯用的对冲手段和伎俩。传统基金在熊市中缺乏有效保护，最多只能多持现金，或持少量指数期货对冲。对冲基金则经常通过对冲技术在熊市中获利。对冲基金种类繁多，如饮誉遐迩的索罗斯、罗伯逊等的宏观基金，包括现金周转不灵、重组、兼并、破产等在内的特殊事件基金，包括买空卖空在内的市场中性基金，套戥基金，新兴市场基金，定息债券基金，基金之基金等等，管理者可以在不同市场运用不同类别的基金。对冲基金常用的策略有：套戥、卖空、使用杠杆、投资被低估了的证券、利用特殊事件、期货、母公司与子公司对冲、期权对冲、利用指数期货对冲、买可换股债券卖空股票、利用企业兼并获利等等。对冲基金管理者有比较充足的策略资源，供其使用。在投资选择上，对冲基金灵活多变，可以选择买空卖空、杠杆、衍生工具等等，时而求稳，时而采取高风险高回报策略，时而寻找市场可能出现的错误，获得一定或超高回报。

　　在资金来源上，对冲基金采用私人募集方式组建，更少受到政府监管及政策限制。投资者在承担同样风险情况下，比传统基金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平均年回报率达15—30％，高峰时达50％。对冲基金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它可以在任何风险情况下获利或减少损失，尤其在熊市中获利甚丰，使投资者趋之若鹜。对冲基金的知识密集型、国际性、开放性、高效率和吸引力，是传统基金望尘莫及的。

　　对冲基金渐成“乱世魔王”

　　再打个比方。在赌场里，传统基金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专买单，要么专买双。对冲基金为了不赔本而多赢钱，既买单又买双，实现一种“即此即彼”、“坐和望赢”、 “双保险”或“双赢”的“新思维”，并选择时机，在“双保险”或“双赢”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实现最大的投资回报，赢得更多的金钱。这种“玩儿法”原是按照赌场游戏规则进行的保险的、可靠的办法。

　　对冲基金(HedgeFund)，亦译为“稳定投机基金”，原是有序运作的。“对”者，希望“双保险”或“双赢”也，“冲”者，既“双赢”又冒险赢得更多是也。美国新闻记者亚历山大·琼斯1949创立对冲基金时，只是在投资组合中持有他认为好的股票，同时卖出他认为差的股票，两者形成对冲，取“双保险”策略。

　　对冲基金开始时和总体上显示出有序、主观、投机的本性。早期主要集中在股票方面，原意是卖出期货而保障现货价格。如农民卖出远期期货或未来收成，以保障库存农作物不会因为未来价格下降导致损失，或退休基金担心资产损失而在期市购进“沽出期权”(putoption)。管理者的目的是保证投资者的资产不致出现亏损。随着市场管制的放松，外汇控制的放弃，衍生市场的兴起，对冲基金逐步进入不同领域。80年代后，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使不同市场紧密相连，资金流动更加快速和便利，人们对衍生工具的掌握更加熟练，为对冲基金大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使之能够在股票、期指、汇率、利率等方面全方位大展拳脚。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世界上共有2000多家对冲基金，掌管着5000多亿美元资产。对冲基金分十几种，采取豪睹策略的只占其10％左右。杀伤力大、能够祸国殃民的，不过几家而已。

　　宏观对冲基金从量变到质变，投机性愈来愈突出，赌博的特性暴露得愈来愈充分。宏者，大也，宏观对冲基金者，豪赌客是也，主要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金融机构对着干，“对”着政府及其相关体制和机构“冲”。用索罗斯爱将、量子基金董事、总经理德利肯·米勒的话说，就是要“保本及全垒打”。

　　宏观对冲基金在宏观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假定市场将朝着某种方向变化，大量投入资金，以期待市场变化后获得巨额回报。它通常大量地使用杠杆和衍生工具，涉及股票、债券、外汇、商品期货等等。它以高风险、高回报闻名于世，得手时瞬间盆满缸溢，失势时则顷刻化为乌有。   

英国的故事令人刻骨铭心。

　　无论是传统基金，抑或对冲基金，英国玩的是较早的和较好的。索罗斯这个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在英国混不下去了，才跑到美国华尔街，1969年创办量子基金。在1992年英镑危机中，他的量子基金及其他投机者当时预测英镑可能从欧洲货币联盟中退出并贬值。于是量子基金经理大量使用唯一可以迅速利用的投资策略———杠杆和衍生工具，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估计德国马克和法郎短期将上升，买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和一些法郎。还估计英镑贬值将使英国股票上升，因此又买了相当于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货币升值将导致德国、法国股票、利率市场下降，这位经理又卖掉德、法股票，买入债券。万事俱备，只等英镑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结果一切如期进行，索罗斯的口袋一夜之间进了10亿美元，他赢得了世界金融市场“国际警察”的荣誉。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1998年的表现更为恶劣。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先生9月8日在立法会如是说：“那些造市的炒家在三个市场同时兴风作浪。第一个在证券方面的现货和期货的市场，第二个是在货币的现货和期货市场，第三个最为重要，就是在传播媒介方面做功夫”。“这些造市的炒家对付香港的伎俩，主要是在我们期货市场抛空，沽空我们的股票，在现货市场也抛售港元和港股。在此情况下，香港的息口被挟高了，然后透过自由的传媒，散播不利的谣言和假消息，导致人心惶惶，期货因此便大幅下泻。另外股票市场也会下泻，继而对港汇方面造成更大的压力。这方面使炒家在期货市场内获得庞大利润”。如果任其下去，港元的息口“会在八月第三星期被挟上大约50厘”，“香港的息口会一段长时间维持在20至30厘这个水平”。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很可能在短期内会跌2000点至3000点”，楼市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香港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从去年7月至今年7月，由于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恣纵，香港股市严重时下降近3000点，楼市下降50％，平均每户损失近200万港元。这个乱世魔王，丧尽天良，草菅人“币”。

　　最近，东南亚多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像防贼或防瘟疫一样，防止量子基金之类的国际炒家的如此“对冲”，高度警惕这些乱世魔王在该国或该地肆虐施暴。马来西亚和台湾干脆宣布，严禁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进入。

　　国际金融体系两头不讨好

　　亚洲金融风暴，不仅对亚洲造成巨大伤害，而且给俄罗斯、南美等带来严重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尔·沃尔克近日指出：“我们看到，在实行自由政策和改革方面进步较快的新兴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伤害亦较严重。这说明问题并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国际性的。甚至，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国际性问题也是系统性的。它产生于国际金融体系日常运作的过程之中，而非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发展。”

　　作为经济学家的索罗斯在美国众议院银行金融委员会召开的听政会上指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乃至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体的原因是：一、俄罗斯金融崩溃暴露出国际银行体系的重大缺陷，即银行间或客户间从事即期、远期货币交易及衍生业务，在银行无力履行合同而使客户收不回钱时，客户也不能用一间银行去冲另一银行的债务，各银行备用金锐减，全球性信贷危机呼之欲出。二、当接受国的困难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其政府主动退出全球资本市场，有些则干脆力竭而倒，但资金仍然可以无孔不入地非法离境。三、国际金融权威机构缺乏力量挽救颓势，西方七国集团仍无回天之术，国际金融秩序已被动摇。

　　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遭到多个国家的抵制，实践证明，它必须修改；而宏观对冲基金也步入滑铁卢，有的受到重挫，有的惨败，有的惨死，它因此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不讨好”。

　　索罗斯之流并非战无不胜的基金神话，其遭遇滑铁卢次数甚多。早在1987年股灾中其总资产只有20亿美元时，就输掉了6亿美元；1994年在“情人节大屠杀”中，因抛空美元购进日元而在一天内输掉6亿美元；在1997年与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豪赌中输掉了20亿美元；1998年在俄罗斯金融市场混乱时蚀去20亿美元。老虎基金9月在日元和港元狙击中也输掉了21亿美元。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除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外，其对冲基金损失者，也不在少数。美国著名的尼德霍格公司管理着3个对冲基金，总资产1.5亿美元，1997年9月在美股及泰铢上输掉4500万美元，其后在沽出标准普尔指数认沽价外期权上全军覆没，被迫宣布破产。而SP基金在1998年1月惨遭滑铁卢之后反复回落，现虽已平稳，但全无当年之勇。在1998年俄罗斯经济败像显示出来后，俄罗斯外汇枯竭，政府把约400亿美元债务“重估”为100亿美元。持有这些票据(GKO)的投资者和对冲基金莫不叫苦连天，LeonCooperman的OmegaAdvisors基金在俄罗斯及新兴市场债券上输掉基金约1/4的资产；DaneMcGinis旗下的3个基金在俄罗斯债券中大败，要申请破产。

　　宏观对冲基金主要在新兴市场下手，最近新兴市场严重萎缩，使之暂时收手成为可能。国基会发表的《国际资本市场报告》显示，今年8月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总额几近干涸，仅有25亿美元，较7月的173亿美元下跌86％，而去年第三季度则高达848亿美元。造成两败俱伤局面，宏观对冲基金已经臭名远扬，存在尚可，发展前景则不容乐观。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有关政府组织、甚至连这些号称国际炒家的对冲基金管理者，都迫切要求改造或重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大势所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如设立“国际信贷保险公司”等，不可能一年半载就有结果，需要像香港特区政府那样“双管齐下”。

　　香港特区政府既“临渊羡鱼”，又“退而结网”。一方面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另一方面抓紧总结此次金融风波的经验教训，研究对策，防患于未燃。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先生9月8日在立法会上说：“香港有以下特别的环境，对炒家来说，造市的吸引力特别强。第一，我们联系汇率本身的透明度十分高，加上银行的总结余的数量很少，现时通常是在15亿至18亿港元之内，而且更是全面公开的”，炒家充分掌握情况。“第二，我们有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证券和期货市场，我们没有像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一样，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以保障自身的金融中心”。“第三，我们香港的传媒是享有绝对的自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容易造成信心下降和被人利用。国际炒家正是利用这些因素，对香港进行金融围剿。

　　香港特区政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捍卫了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维护了香港的新闻自由，同时不惜千亿港元入市打击国际炒家，推出了名为“七招三十式”的一揽子措施，筑起“防鲨网”，迫使国际炒家离开香港，严防这些“国际大鳄”再度袭港，建立起香港金融新次序，又一次完善了香港特区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特区金融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举给我们这样启示：在防范国际炒家并与之战斗的同时，与国际社会一起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和自己国情的金融和经济的钢铁长城，比这种战斗本身、比坐等国际社会出台一个什么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更为重要，更有作用，意义更为深远。

　　                             （原文刊于《人民论坛 》1998年第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