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融资成本究竟高不高？学界的观点几乎一边倒，认为融资成本不仅高，而且已危及实体经济。最近在南方与企业家座谈，企业家的看法也如是。甚至有地方官员说，融资成本若不降下来，会有不少企业要歇业。事态的严重性我不怀疑，但我认为有两个问题要探讨：怎样判断融资成本高低？怎样降低融资成本？

　　分两刀斩：让我先说第一点。据我所知，时下人们认为融资成本高，主要是银行贷款利率高于企业投资利润率；而信托融资利率又高于银行利率。事实确也如此。我看到的数据：去年工业企业利润率平均为5%，银行贷款利率为6%；信托融资的利率更高，平均达13%~20%。所以有企业家抱怨，现在企业纯粹是在为银行打工。

　　从数据看，国内融资成本确实不低。不过我有个疑问，融资成本高能否这样判断？或者说银行利率高于投资利润率，企业是否一定会亏损？细想应该不是。举例说，某企业投资一个亿，其中自有资金7000万，贷款3000万。若投资利润率5%，则利润为500万；若贷款利率6%，贷款利息为180万。两相比较，利润比利息多得多。

　　想深一层，作以上比较其实并无实际意义。懂财务的朋友知道，贷款利息属财务费用，企业是计入成本的。企业利润是销售收入减成本后的余额，而利息已包含在成本之中，当然无需再从利润中扣除。由此看，贷款利息虽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投资利润率，但只要投资利润率大于零，无论贷款利率多高或支付多少利息，企业也绝不会亏损。

　　上面讲这些并不是反对降融资成本，我的意思是，判断融资成本高低不能用贷款利率与投资利润率比，风马牛不及，不存在可比性。前些天在宁波调研，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我问银行利率高不高。你猜怎么着？众口一词，皆说目前银行利率不算高。我知道那天参会的代表都来自效益好的企业，要是效益不好，他们不会这么说。

　　由此我想到另一问题：银行利率到底该不该降？若是降，企业融资成本会下降。但可以肯定，一旦利率下降信贷资源会更短缺。大家想想，目前13%~20%的信托利率都有人接受，说明信贷僧多粥少。若银行利率再调低，无异于火上加油。再者，利率作为市场信号，要引导信贷优化配置，若无视供求调利率，利率的作用何以发挥？

　　转谈第二点，怎样降低融资成本。说过了，我不反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不反对降利率。不过与众多企业家的观点不同，我不赞成央行直接降利率，而是主张通过改变信贷供求，让市场调利率。虽然结果一样，但政策操作重点却大不同。

　　学界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央行有三大政策工具：一是利率（贴现率）；二是准备金率；三是公开市场业务。后两个当然是工具，但利率无论如何不能作工具用。当年做研究生时，我就对这问题有困惑：一方面，教科书说利息是资金的价格；而同时又说利率是政策工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利息是“价格”，利率怎可当工具使用？

　　最近又有学者说，目前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基础利率存在下调空间。并断言，只要央行调低基础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便会下降。我认为这看法纯属异想天开。怎么可能呢？今天6%的利率企业贷款争先恐后，商业银行怎会以低于6%的利率放贷？若政府出面强制，托关系、找门路等寻租行为将层出不穷。羊毛出在羊身上，算总账，企业融资成本未必能降低。

　　我的观点，利率只能由市场定。经济学发展数百年，对利息的定义说法不一，而我则赞同费雪。费雪说：利息是“不耐”的代价，人们越是急于花钱，“不耐程度”越高，需付的代价就越高。我认为费雪的定义是对的。比如目前信托利率高出银行利率不止一倍，可为何还有企业从信托机构融资？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企业的不耐程度比别的企业更高。

　　从市场角度看，人们的“不耐程度”最终要体现在货币供求上。不耐程度越高，供求缺口会越大。这是说，所谓“不耐程度”决定利率，其实也可理解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货币供过于求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由此引申到政策层面，含义是央行若希望下调利率，首先得增加货币供应。若货币不增，单降利率除了引发恶性竞争，怕是徒劳无益。

　　是的，就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言，选择降息不如选择降准。下调存准率，商业银行信贷供应可增加。当然，央行也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货币供应。近几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国债皆在万亿以上，央行若能在二级市场回购部分国债，货币供应也会增加。可以想见，只要增加货币供应，整个社会“不耐”会缓解，利率会下降。殊途同归，企业融资成本也会降低。

　　当下的难题，是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能否微调？央行已明确，今年货币（M2）供应增长为12%，依据大概是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增长等于经济增长加劳动力增长）。按年初的预想，经济增长7%，劳动力增长5%，货币增长正好12%。而我的想法，货币供应似可稍宽松些，比如让M2增到13%~14%。目前CPI不到2%，而控制上限是3.5%，这样倒是用不着担心通胀。